十九大背景下如何重新評價國有企業及其管理者

一、國企被中國妖魔化地很系統很有機很根深蒂固

有些疑問值得我們長期思考，到底是什么因素導致了以下若干不對稱。

1. 國資委重要性與實施抓手倒置

2. 國企領導人與薪酬倒置

3. 創新重要性與短期績效的倒置

4. 國企績效評價與容錯機制之間的不對稱

5. 國企戰略任務的宏大與領導人任期的不對稱

6. 區域國資總量與盤活路徑之間的不對稱

7. 國有企業承擔的社會責任與社會評價不對稱

8. 國企擁有的資源與績效之間的不對稱。

比如有磚家認為，一個數字表明，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占整個工業企業的比重42%，但創造的產值只占27%，增加值30%。如果這些資產能夠更多為民營企業使用的話，國家財富會更高。類似國企占有資源多，產出少的輿論，國企無用論的描述，國企應該私有化的描述，發達國家發達程度與國企成反比的言論，中國國企抑制了中國生產力的闡述過于強大，過于充沛，國資系統的同志們要么沒有自信去與之辯論、要么感覺到好像真的是這么回事、要么總覺得有點不對但說不清到底不對在哪兒。就這樣，關于國企被國資系統接盤被“屈辱”的標簽化了。

二、在四個自信的大背景下探尋正確評級國企的理論框架

讓我們來看站在更高高度上看問題的習總書記對國企的作用與國企應注意提升能力方面的闡述。

2016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要通過加強和完善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加強和改進國有企業黨的建設：

1. 使國企成為黨和國家最可信賴的依靠力量

2. 成為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決策部署的重要力量

3. 成為貫徹新發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

4. 成為實施“走出去”戰略、“一帶一路”建設等重大戰略的重要力量

5. 成為壯大綜合國力、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

6. 成為我們黨贏得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勝利的重要力量

 

同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币M一步提高領導干部推動科學發展的六個能力，為國有企業發展保駕護航：

1. 要提高統籌兼顧的能力，善于運用唯物辯證法認識和處理問題，既統攬全局、統籌規劃，又在重點突破中推動工作協調發展。

2. 要提高開拓創新的能力，善于根據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推動思維創新、方法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創造性地開展工作。

3. 提高知人善任的能力，善于發現人才，正確識別人才，科學評價人才，合理使用人才，把各方面優秀人才匯聚到黨和國家事業中來。

4. 提高應對風險的能力，習近平強調，要善于對各種可能出現的風險進行科學預判和超前準備，增強臨機處置能力，化風險為機遇，化被動為主動。

5. 提高維護穩定的能力，習近平強調，要善于見微知著，增強維護穩定的果斷性，及時化解矛盾糾紛，妥善處理群體性事件。

6. 提高同媒體打交道的能力，習近平強調，善于正確運用媒體、科學管理媒體，有效引導社會輿論。這個能力的新，就在于中央第一次把媒體提升到各級領導干部的工作對象的位置。

 

其實不光是在習總書記的闡述中，如果我們進一步歷數中國國家，產業部門，省地市層面主官們的各種主政線索及其闡述，大約都能從中找到一個線索，國企在中國發展中所承擔的責任絕不單純是市場層面，其承擔的責任大大超過市場所涵蓋的內容，其所經濟社會的發展作用和角色是極其多元的。

但社會上很多機構或個人卻偏偏罔顧這個事實。，去用市場這個線索去評價國企，這樣一來，聶衛平打籃球比起姚明就差多了，魯迅比起梁實秋幽默感顯然不足，毛澤東比起胡適國際化背景顯然不足，但這種比較或評價對嗎？

所有的跳得三尺高的磚家們對國企最大的詬病就是國企不夠市場化，破壞與阻撓市場化，扭曲市場化。放在四年前或更早，我們可能真的不覺得這種批評有太大的問題，但今天我們可以自信的判斷這種評價有問題，因為中國方案，中國路徑背后，從道路，理論，制度，文化四個方面，我們不再把西方觀點看成世界的全部，不再把西式民主看成政治的全部，不再把市場化看成先進的全部，不再把資本主義看成我們可以變通參考的模板，不再把私有化奉為圭臬，不再把自由經濟視為發達的充分條件，不再把去政府管制絕對化，不再界定國企只需負責公益民生，不再認為創新的前提是私有化和充分競爭。

中國方案的探索絕不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治理探索，更是中國人真正從心理，文化，信仰上站起來的過程。中華民族的崛起絕不是GDP崛起，而必須是心理和信仰的崛起，當無數國人真的感受到中國方案可持續，可福蔭子孫，可映照世界，甚至風景這邊獨好，時間在我們這邊的感覺充盈人心時，所激發的潛力，創造力，爆發力，持續力，才是真正不可戰勝的。西方恐慌的根本不是中國經濟乃至防務的崛起，而是中國方案比之于所謂文明終極騙局的體制性優勢被廣泛接受，哀莫大于心死說的就是這樣一個道理。

概括的看，中國方案至少有十二個內涵：

1. 國際運作：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全球治理+外交決定內政+推動新型國際規則+推動多元與平等+化美聯俄聯東盟聯阿盟近歐親中亞入非聯東亞

2. 國家治理：五位一體+頂層設計+基層首創+法制進程

3. 有為政府：政府職能改革+公共產品供應能力提升+城鄉兩元體制改革+階級流動

4. 區域規劃：一帶一路+區域一體化+五個國際城市群+19個中心城市群+多個新區+粵港澳灣區+各省國家戰略+城鎮化建設+城鄉一體化+特色小鎮+微中心+田園綜合體

5. 經濟格局：基干產業打造+轉型升級+資源定價理順+國際產業分工角色升級+創業促進

6. 金融深改：金融反腐+金融監管改革+資本市場深改+多層次資本市場+互聯網金融+大資管驅動+立體金融體系+私募及風投鼓勵+小微服務

7. 科技體系：科技戰略+重大課題+優勢締造+科研體制+產研融合+科技產業+科技服務

8. 創新管理：創新資源+創新吸引+創新發現+創新市場+創新可持續+創新服務

9. 文化復興：哲學發展+文化與信仰傳承+文化創新+文化外交+文化產業培育

10. 新技術革命：互聯網技術+智能化技術+新材料革命

11. 持續發展：生態環保+公共產品+反腐+吏治+國資國企改革+民企促進

12. 內需促進：城鎮化促進，鄉村振興，大健康，大體育，大旅游，養老，醫療，保險，信用消費促進，資產性收益，服務業促進

 

綜合這十二個內涵，對比下中國在這些維度的作為，就可以雄辯的證明為什么中國方案傲立于世界制度之林，甚至中國不想主動輸出的情況下也有印度，越南，沙特，委內瑞拉等國全盤的部分借鑒式輸入。

當我們正眼看西方，發現社會發展之道居然并不是完全由市場經濟主導的，經濟無外乎是如何創造價值，轉化，實現價值活動的綜合管理。不管是什么經濟體系，都只是針對這些活動的不同管理方式，不存在唯一最優，只存在多元相對合適，這個社會學通識應該同樣適用于經濟，可是一段時間我們被市場經濟搞昏頭，居然被洗腦了。市場經濟，計劃經濟，人造經濟，數字經濟（互聯網及物聯網經濟）等多種經濟體系綜合作用于今天的全球各國是個不爭的事實。

互聯網使得計劃經濟得以滿血復活,，按照李肅的說法是五個要點：

1，互聯網的大數據時代，形成了信息對稱的計劃經濟之勢。

2，互聯網的個性化時代，形成了供求統一的智力勞動之道。

3，互聯網的高信用時代，形成了金融創新的消滅資本之法。

4，互聯網的社群化時代，形成了生產生活的自由交往之術。

5，互聯網的自由人時代，形成了物質豐富的按需分配之力。計劃經濟不再被哈耶克，是個很大的諷刺。

人造經濟不僅締造了拉斯維加斯，馬歇爾計劃，亞洲四小龍，深圳，迪拜，更成為運用新型科技和生態系統打造進行區域和產業重構的利器。

數字經濟，裹挾著互聯網乃至物聯網優勢，不僅締造了各種雜七雜八的說法，諸如共享經濟，良治經濟，個體經濟，粉絲經濟，精確經濟，社交經濟，平臺經濟，智慧經濟，即時經濟，模式經濟，融合經濟，圈層經濟，簡便經濟，體驗經濟，未來數字經濟的爆發將不可想象。

不僅除市場經濟之外的各種經濟體系廣泛存在與各國，使得各國的經濟體系其實都是多元化的，只不過西方就是極力鼓吹有助于西方制度及產業優勢最大化的西方定義的市場經濟，從而來打開其他諸國之門并奴役之，符合西方最大化利益。

我們來看看美國，沒有美元，美軍，美媒（媒體及文化輸出），美規（規則），美智（科技及創新產品）組成的軍工體制為核心的美式軍事帝國主義，就沒有美式霸權。研究美國經濟體系就會發現，真正的美式大殺器諸如互聯網，隱形飛機，GPS等百萬億美元級創新都是DARPA（美國國防部高級計劃研究局）研究出來的，全美研學融產體系使之放大產業化而已，不是大眾喋喋不休的硅谷，而是頂層設計的產物，市場經濟在其中起的成色幾何，你們只能呵呵呵呵了。德國，日本，法國，以色列，包含最近不太牛了的英國都是類似的情況，籠罩在市場經濟的大概念下，掛羊頭，賣狗肉，外稱我們搞市場經濟，內部來看最核心的驅動與控制力仍然是在多種經濟體系的綜合作用之下，政府強力部門的干預與主導行為絕沒有后退，不信去看看空客，國有中的國有，比中國國有企業還國有，誰說了不字？伽利略系統為什么沒搞好，還是多國的主導意識共識沒上來，在關鍵環節上想讓市場這個著名的臨時工來頂缸背鍋的一念恍惚。

明明中國就不是純的市場經濟，非要講要把國企市場化，明明國企不僅為效益負責，非要用效益評價國企，明明國企管理者是一種特殊的多職能履職者，偏偏要討論他是不是個企業家，明明國企績效是多元績效，非要用經濟類指標來考核。

這一連串偏執的扭曲背后，難道沒有之前缺少四個自信的偏頗，迷信，被洗腦作祟？試問各地，哪怕是各地主政者當中，一段時間因對國資國企的作為和價值缺乏自信，改光賣光送光的地方到底有沒有，有多少，你我心知肚明，就不多說那些不好意思的過去了。

三、而今邁步從頭越

有一段時間，我們覺得國企就是一條路，市場化市場化以及市場化。

但時間和事實越來越證明國企事實上在今天的中國，與民企外企集體企業很好的形成了一種角色互補，這種互補絕不是某個人設計的產物，而是在運作過程中，圍繞著國家戰略和發展改革難題，多方力量耦合出來的結果，其中國企的缺位補位，自覺承擔早期任務，自覺去填補空白，自覺去做社會資本不愿做，不能做，不敢做，沒有動力做的事情的特征十分明顯。國企在新時期承擔的角色大約可以分為六個：

1. 針對盲區的先鋒，引領，穩定作用

2. 針對改革的突破，探索，引路作用

3. 針對創新的開創，試錯，開辟作用

4. 針對民生的承擔，兜底，保障作用

5. 針對市場的補償，調節，補充作用

6. 針對引領的錯配，前瞻，布局作用

有人會說，既然是耦合出來的，那是不就是市場經濟通過自由競爭，開放自組織形成的嗎，那還不是市場經濟嗎？這就是我們要討論的關鍵，是市場經濟主導，還是市場作為其中的一種資源配置手段，在某些環節，某些時刻起作用，是完全不同的。

在這樣一種大的論斷之下，我們會驟然發現再單純采用市場經濟導向的經濟效益評價國企顯然不行了，就得要按照國企做什么事兒來評價它。

正是黨中央，中國政府，財政發改國土科技等強力部門構成的大平臺上，國資系統，央企，地方國企，民企，集體企業，民企，各類經開區，高新區，各類服務于經濟范疇的視野單位研究院所，以及其他機構，非營利組織等等機構在高起點舞臺上高位起舞，在中國社會大版圖中錯位布局，各有所專，各有利益訴求，各有所短與局限，但在中國大發展，大變革，大統籌格局中，因戰略縱深帶來巨大的發展空間，從而把各類經營主體都包容在其中，大家都發展了。這種包容也恰恰深化了計劃經濟，市場經濟，人造經濟，數字經濟以及其他多種未被清晰定義的經濟體系的并存結構，百花齊放才是春說的就是這樣一個場景吧。

西方不傻，大約搞明白了中國這種多種經濟體系并存結構的厲害，所以有各種方式渲染國企（尤其是央企）威脅論，抹黑中國是國家資本主義。并一直慫恿中國國企的市場化改革，乃至于私有化。并在中國新舊常態轉換，中國GDP增速下降的大背景下，唱衰中國與歌頌印度比翼齊飛，降評級并降低展望一色，企圖看到這個并存結構崩解，但沒想到這個結構立即恢復，連所謂的長L型都沒搞多久就恢復了，西方想不通的恢復的韌性其實來自于國企，國企在這個結構中的真正作用是來自于其角色進退可調，具有極強的調整幅度，進可以做市場型高盈利企業，退可以做算大賬算長帳的前期培育市場的自我犧牲式哺育角色，左可以密集做基建做重資產推進區域成熟，右可以做虧本式招商和生態營造，只為實現企業目的，賺錢國企不可慮，只有本級政府最終實現區域發展戰略即可。這種進退自如的調整資本主義看了只能哀嘆，低動員能力政府只能認輸，所謂國企市場論直接被弱智，西方本指望在經濟增速降低中中國經濟陣營自亂陣腳，沒想到恰恰是國企非市場化角色帶旺了中國方案，也啟發了國資系統的工作者們重新審視國企的角色，重新思考除市場化這個很軸的維度以外，我們到底該從哪些維度去客觀，逼近真實，深入，有洞察力的去評價國企。

這個探索和思考的過程其實很復雜，過程我們就不贅述了，我在這里我僅僅把自己對這個問題的思考與解決之道做個闡述，希望由此破磚引玉，引發對國企評價這個問題的再認識。

我的建議是：至少我們要從五個維度：國家（區域）戰略績效，產業績效，政治績效，社會績效，經濟績效等維度來綜合，立體，認真，真實，確切，到位的評價國企。換言之，經濟績效只能是其中的一塊而不能是全部。

第一個績效維度---國家（區域）戰略績效?？蓞⒖嫉暮诵闹笜诉x取范圍：國際規則制定權，國家重大戰略支撐，國家競爭力，國家品牌，軟實力優勢，企業文化優勢，管理模式優勢，創新優勢，企業家優勢，企業意識形態優勢，國家安全，國計民生。

說的簡單一點，沒有國企，國家有沒有話語權，我們不能想象中國一行三會，沒有北斗和量子通訊，沒有航天科工和航天科技，沒有探月的嫦娥，沒有高鐵，沒有華龍核電，沒有智能堅強電網，沒有中航工業，沒有中國船舶和船舶重工，沒有兵器工業和裝備，沒有中科院，清華的大背景下，即使GDP世界第一又如何，即使阿里騰訊占據世界又如何？很多人甚至說一個中航工業二十五個上市公司，總市值還不到茅臺的一半，有什么用？悲哀啊，用市值而不是國家戰略績效來評價這些真正支撐中國方案，四個自信的國企時，所謂的科學評價居然會如此的滑稽和猥瑣。

第二個績效維度---產業績效?？蓞⒖嫉暮诵闹笜诉x取范圍：可集合中國優勢，形成產能與技術國際合作的產業（如高鐵，華龍），可以形成國際優勢的高帶動力產業打造（如北斗），中國可以彎道超車的若干新技術驅動的產業重構（如電動汽車），中國資源，能源產業安全解決方案，中國被卡脖子的產業關鍵環節的突破，影響中國產業安全的環節的解決與突破，造成中國產業自主性缺陷的環節的解決與突破，形成中國式技術路徑創新，繞過世界產業壁壘的突破。

沒有帶著國家意識和中國方案優勢的國企的龍頭作用，中國作為跟在西方先發者屁股后面的趕超力量，充其量就是個比較優勢的發揮者，比起西方已經形成變形金剛效應，巨生態系統效應的強大攻擊性，所有的社會資本都不會主動去開發第二套與西方基礎研發優勢并行的基礎骨干產業，而只會或買或租，因為社會資本沒有辦法團結起來，跟一個已經成形的工業體系作戰，更何況西方內部雖有齷蹉不斷，但其國與國，經濟體與經濟體經濟結構之間，還是構成了一個針對剝削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低道義版命運共同體（或者叫對外用規則話語權統治下的經濟侵略及內部按照誰拳頭更硬來分贓的經濟命運共同體），在這種情況下，社會資本避險，發揮比較優勢，接受被安排的命運，想在西方系統中逐步從奴隸到將軍，但這種作為的背后其結果會怎樣，阿根廷，巴西，印度慘痛的經驗都會告訴我們很大的信息量。

經驗告訴我們，只有國家頂層設計下國家意識與國家機器作為，國家資源與能力作為，國家內部市場能級與孵化能力作為，三個方面的統籌作為，才有可能突破西方這種全系統霸權，簡言之國家想狠，資源要牛，內部市場要大三個因素可不好湊，俄羅斯國家狠但國家資源與市場弱，湊不出來產業優勢，沙特富但國家不狠內部市場太弱，也走不出來，其他金磚國家成色都不夠，包括今日預言家寵兒尼日利亞三個方面都不及格，就是歐盟嚴格的說這三方面也拿不出手，好就好在已經在美國朋友圈里（雖然是個受氣包），放在今天歐盟假如要甩開美國單干也困難重重。

印度總理莫迪雖然沒看過這篇文章（剛寫），但他也大約悟出來了這個原理，所以他耍狠（廢鈔，稅改，出兵洞朗，一帶一路峰會不來），其實國家意識并不狠，至少沒有結構性改革的決心（特朗普也一樣），至于國家資源和市場嘛，見仁見智，中國動員能力背后的冰山太大了，大到甚至中國磚家們都看不懂，至少全球沒有第二個如此強勢，如此用國家制度，命運息息相關的中國共產黨，所以中國資源，市場背后的政治動員優勢是重要保障因素，而非可有可無。

環球來看，也就中國才能干成這個事。所以中國國企的產業績效如果不進行界定，不去專門追求，中國的崛起就是一句空話。有人說產業績效是不是該放到戰略績效中去，這不對，要清晰，準確的把產業責任，國家命運托付到企業手中去。

比如中國電子行業最近剛感到被西方擠壓難受雄起要做內存，三星等企業就開始打價格戰。剛要做芯片，西方就搞收購壁壘，剛要做液晶，西方就控制高級產品制程和技術來中國，甚至關鍵重要設備都被壟斷被限制，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越是對國家有貢獻的國企，一段時間里其財務績效越會不好看，越會被法務碰瓷，被規則誤炸，被陣營做局，被西方式知識產權和貿易規則切香腸。，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給企業做主，不是客觀，公正的評價，而是去搞所謂的管資本，不是很好笑，很符合西方利益嗎？尼克松之流所言的不戰而勝難道正就是這種做法嗎？

第三個績效維度—政治績效。政治研究的是組織中設各階層的作用與責權利，以及各階層關系與最大化利益之間的關系，國企的政治績效重在研究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國企在其中協助各種有益的政治力量所發揮的作為?？蓞⒖嫉暮诵闹笜诉x取范圍：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落實國家戰略部署的責任，貫徹中國方案，實踐和體現中國制度優勢，強化企業文化，宣傳中國國企的特殊價值觀，張揚國企在國際化發展中的共建共富共享共榮的特殊做法，張揚國企在國內發展中與社會資本攜手，與生態攜手的特殊做法。高舉黨建探索旗幟，銳意改革，積極探索國資國企改革。

尤其黨建要探索在把黨建嵌入到公司治理中的過程中，黨委怎樣更好的代表國家，社會，顧客，員工等多方利益，與董事會，經理班子主要做代表的股東利益之間做好平衡，最終做到國家，社會，顧客，員工，股東多方利益相關者的利益短期平衡化，長期化共同最大化。短期來看這種政治績效追求會降低公司財務績效，但所有的均衡利益培育出的強大社會最后會數倍的迸發共同進步為依托的富裕，文明，自信，進取而導致的消費能力，創新能力，理想主義。

獲取一個不同于西方商品社會，物質主義社會的中國進步社會，高道德感社會，其綜合利益一定不會輸給西方的縱欲泛民主商品經濟，這應該是中國國企自覺追求政治績效的出發點和回歸點。

在經營發展中自覺體現國家意志，從全局和長遠需要出發，這樣更利于克服單純市場調節的局限性。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在多次國際金融危機中率先恢復向好，與國有企業勇挑重擔，自覺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應對危機的“一攬子”措施是分不開的。如果沒有公有制、沒有國有經濟，任何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都不可能站在整個社會利益上來看待企業的自身發展和利益問題，這是由企業性質所決定的。

中國共產黨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政黨，它是中國國家制度的核心部分，是國家利益，人民利益的核心組織者與追求者，更是人類命運，世界可持續發展的主動領導者，所以中國的政治的人民利益的代表性，廣泛性，長期發展的保障性追求，綜合發展的根本性追求是其最大的特點，國企的政治績效絕不是小團體小利益小格局的追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國國企應該抓住的長達百年的大機遇帶，國企必須領會中央的意圖，理解國家的產業政策，與偉大祖國的發展同頻共振，這是最大的商道。

第四個績效維度---社會績效?？蓞⒖嫉暮诵闹笜诉x取范圍：國際責任承擔，國際援助，積極參與和推動五位一體型社會發展，科技進步及積極促進技術轉移，積極協助和推動產業鏈和生態鏈企業共同進步與富裕，公共治理參與，政府交辦任務，重大活動保障，社會秩序維護，擁軍擁政，生態保護，環境保護，遵規守法，良序公俗維護，精神文明弘揚，社會公平，管理民主，員工關愛，消費者保護，民生保障，搶險救災，社會公益，扶助弱勢群體，精準扶貧，鄉村振興等等。

越是企業積極參與社會治理，五位一體型社會發展才越有盼頭。而社會績效的獲取其實也是會損害經濟績效，使得財務報表不好看，資本回報不好看，保值增值率不好看。面對績效悖論和困境我們到底怎么辦，是采用一種任由雷鋒吃虧，社會責任雖然作為國企在履行，但那是作為國企應該的，其績效不作數（客觀上也較難考核），這種很可笑的簡單粗暴做法。還是事實求是，按照社會績效履行多寡深淺好壞強弱長短寬窄來評價呢？

不擔心以這樣單槍匹馬的一篇文章為出手的挑戰，要面對整個社會的市場化市場化以及市場化的喧囂，勝算到底有多少，好在我的背后，總算有個重要的支持者------強大而普遍無法遮掩的事實，或者說是數以萬計的有困惑，要表達，低話語權或者在強大的偽市場化的政治正確下忍氣吞聲的違心附和者們。我堅信好在歷史總是人民創造的。

第五個績效維度—經濟績效。這個維度我就不多說了，否則就是侮辱大家的智商了。我們用了各種預算手法，用了各種績效評價手法（包括其實不太適合于非市場形態的國企尤其是央企的平衡計分卡），甚至連本質上其實是西方慣用的調賬工具的EVA都拿來，品牌及無形資產評估，市值都進來了?？梢哉f是一騎絕塵。

為什么經濟績效評價走的很遠，而其他四個績效沒有納入到評價視野，即使有些定性的評價納入了這四個維度的部分，往往也是站在布置戰略任務，企業定位與資源配置變化，重大整合，干部調整或評價等觸發性事件時，才有那么一星半點的評價，與經濟績效之發達，之廟堂顯貴相比，就是無名的鄉下阿牛。

無論如何，我們之前僅只評估經濟績效，其他績效只是個籠統的責任，沒有指標，沒有評價，沒有獎懲倒也罷了。即是沒有評價，但該干的還得干，老一輩國企管理者們這點胸懷和理想主義倒也還有，但是由此造成的一個很壞的事是：社會上不理解國企在其他方面到底干了什么，干了沒有，干了多少，國企的委屈說不出不說，社會和磚家還覺得國企無用，占有資源多，產出少，國企被妖魔化的臟水就是這么來的。

可是越研究就會越清晰的感受到，戰略績效，產業績效，政治績效，社會績效恰恰是中國優勢，中國四個自信的源泉，舍棄了或淡化了這四個績效的經濟績效就在把中國方案往一般，平庸，拉美化上整。

              

四、新時期要有新思維更要有新作為

當然不是所有的國企都在戰略，產業，政治，社會，經濟等五個績效維度齊頭并進，在不同的國企里面，這五個方面有不同的輕重大小深淺安排，這即是國資系統安排使然，其實也是國有企業選擇使然。

國有企業領導人不都是焦裕祿，雷鋒，錢學森，既然承擔看不見的這前四個績效沒有顯性評價，沒有標準，沒有獎懲，那么就自然而然出現了少數革命靠自覺現象，出現了差不多就行了主義，出現了本企業就這點能耐多了接不住思想，出現了國家的事又不是我們一家公司的事兒流派。

少數緊緊抓住保值增值，財務收益，總凈資產回報率，利潤率的企業好過了那些承擔更多元責任與義務的企業，更在下一步的國資重組，結構調整上占了先機，這該不該？

于是少數國企在承擔前四個績效上就空轉，打滑，拉肚子，掉鏈子，溜肩膀，甩責任。

再客觀一點說，哪怕是省地市按照商業一類，二類，公益類進行分類(央企理論上還應有國家戰略類，其實沒有)，其實在所謂市場化的商業一類國企里面，仍然有程度不均的前四類績效的追求任務。但是還是那句話，履行到什么程度，這就不好說了。

長此以往，前四個績效只能是做到表面過得去即可，可怕啊，但這就是所謂的制度使然。中國多種所有制所形成的并存結構，及這個結構最大的優勢，恰恰是國企多重角色的有效發揮，但如果這四個績效的發揮沒有規劃，沒有指標，沒有評價，沒有獎懲，中國方案還會一直厲害下去嗎。這僅是國資系統績效評價的不公平讓部分國企吃了虧，讓部分國有企業管理者受了委屈這種級別的事，還是由此會影響到中國路徑，中國方案的實現級別的事，你我必須要有判斷。不能再靠國企管理者們的情懷，理想主義，追求，中國夢來擺平這里面巨大的不公平，評價失序，資源配置失序，后續獎懲失序，個人長期發展失序，企業發展空間失序。頂層設計應該有能力，有胸懷，有眼光，有膽略解決這個問題。

不限于經濟績效，把戰略績效，產業績效，政治績效，社會績效拿出來，圍繞戰略和頂層設計，做個規劃，做出指標，建立個評價體系以及對評價體系的應用（包括企業層面，戰略定位，資源配置層面，管理者層面基于評價的進一步管理），以及管理層獎懲，我看不難。難定量定性可以，難確切描述可以做本質特征描述，難簡單界定可以大致分區間，難窮盡描述可以后申報確認，難范圍確定可以進行廣義界定，最起碼可以強制排名吧?？己嗽u價不是科學，本質就是主觀感受客觀化，非標準事件與行為的非標轉標可類比化，難嗎，不難。

但如果建立前四個績效的考核，并與經濟績效形成一個辯證關系，在每個企業內，五個維度指標形成合理的權重組合，將會達到以下效果：

1， 這五個績效維度才會真實，或逼近真實的表達國企干了的事，我們必然認，不能搞精神分裂，明明做了ABCDE，卻只評價E，顯然這不是真理信仰者該干的事情。進一步來說，這種評價能夠把真正發揮了國企角色的苦干實干者，以及幾頭之間來回討巧的虛干假干者識別出來。真正把能夠有助于中國方案的骨干力量組織起來，對其付出進行更全面的評價，一定是有利于我們各層次事業蓬勃開展。對戰略績效，產業績效，政治績效，社會績效，經濟績效的有效評價能解決國企做了很多不被認可，非經濟類的事兒不管做了多少最后都得要經濟績效說話的心里苦，委屈說不出的問題，算明帳，打開天窗說亮話。

2， 不同企業，這五個績效維度權重不同，不要把中航工業，中國商飛和東航，中航油搞成同一個格局，顯然這幾個企業在這五個維度。也有些國企前幾個績效根本不承擔，只承擔經濟績效。也有些國企幾乎不承擔經濟績效，大家各走各路，不能硬性比較，放在一個框架里比拼。

3， 哪怕是承擔政治績效，社會責任，也不是誰都可以上，承擔政治績效，社會責任也得講個專業化。戰略績效，產業進行不是多少干點，干多干少都算成績，是要有規劃，有標準，中國汽車產業合資換市場成不成功，大家心理都有本帳，如果不算戰略績效，產業績效帳，我看即使一汽東風長安三家合并成中國神汽，把電動汽車的標準給它了，也解決不了戰略不突破問題，產業無控制的根本問題。

4， 尤其是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身份太復雜，做的事太多，如果不引入類似多維度標準來評價和引導，恐怕投著投著就成第二國資委了。

5， 在商業一類，商業二類，公益類國企這種分類基礎上，進一步理清具體企業承擔哪些角色，不承擔哪些角色。有助于企業輕裝上陣，有助于企業擺脫若干行政指令干預。

6， 即使主要承擔政治績效，社會績效的國企，也因有相應的資源投資，專業建設，工作標準，不能無限承擔，不能無邊界作為，國企不僅在市場上應用邊界，在其他角色上也應有邊界。

無論什么方案，都應站在更準確目標，更準確的動力驅動，準準確配置資源，更準確的能力建設，更準確的評價與管理的角度上進行管理，不是只有掙取利潤的行為才需要管理。同時，我們更應看到習近平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號角吹響，也帶出了五個績效維度全新的挑戰和管理視野。

第一，戰略績效管理需創新：日本在國家軟實力改善上全國動員，通過各類協會的積極作為來打通國家和私人企業之間的關系，從而協同運作，不僅日本汽車，家電，料理，空手道和漫畫都形成了推廣體系，連在國內尋找浪漫的旅游景點都形成的綿密的組織，從此次阻撓中國把南京大屠殺資料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記憶庫時所發生的動員我們必須看到寬維度績效評價的緊迫性。下一步中國產業，科技，包括一帶一路面臨的機遇和面臨的各種明暗不等的使絆子，下鉤子，阻撓，蠶食會層出不窮。各種力量會構成一浪接一浪的阻撓來消耗我們的努力。越是這時候，越是深刻發揮中國方案的核心力量---國企的多角色優勢的時候到了，越是以我方的精心組織，戰略有為來沖擊，瓦解反動力量的時刻到了。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暗流激蕩尤其船艦強大，系統動蕩更要柔性沖浪。

之前韜光養晦的中國藏在主要矛盾如美俄之爭后面，中國也因國運的宏大多次贏得戰略性機遇。但一帶一路這一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話語權爭取之舉使得中國不得不作為靶子直面競爭的聚焦，頂層運作下多層次多方位化解及駕馭由此帶來的沖擊勢必是中國的選擇，而國資國企改革作為其中的重要篇章，必須發揮好傳統優勢，還有創新和發揮新時期優勢。這就要求國企的戰略績效評價要走到全新的高度和視野上去。

第二，產業績效管理面臨全新挑戰：中國企業從老二，追隨者，模仿加創新者，比較優勢反超者等比較取巧的位置，突然跑到了第一，前面沒人了，進入無人區了，這時，企業同時要在前瞻，科技，管理，產業，標準，倫理，國際運作上玩前無古人的孤膽游戲了，越是這時候，越需要站在更高的人類格局，全球格局，產業進步格局，文明格局，政治進步格局，命運共同體格局來引領善良產業，人性產業，文明產業，進步產業，賦能產業，去壟斷產業，不爭一時一地之得失巧拙，而是站在歷史上，為明天負責，才有可能把產業格局拉高，因此產業績效面臨全新挑戰和悖論。

第三，政治績效管理面臨全新挑戰：十九大和世界政黨大會后，全球政治高度就在中國了，而中國的五位一體和四個全面到底是怎么個實現法，中國長長的邊境線沿線和平問題怎么解決，如何與周邊鄰國，形成共創共富共享共榮，國企在其中的角色可謂越來越重，這是一場探索全球命運一體化的硬仗，這是體制優越性的硬碰硬比較，中國已經被放到顯微鏡下觀察，國企作為這場決戰中的微中心，主力部隊作戰單元之一，到底扮演何種角色，恐怕又是一個新課題。

第四，社會績效管理也有重大課題：中國最大的不均衡的城鄉不均衡，最大的不充分是鄉村發展不充分，這個矛盾被揭示出來后，就要有效解決，國企本已經不輕的社會責任中，城市化率提升，東西部平衡，南北平衡，東北振興，西北振興，決勝小康社會，精準脫貧，鄉村振興，就沒有什么容易的事，國企的新任務來了，但資源和能力建設欠賬還不少。

第五，經濟績效評價的創新挑戰：打造一批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打造一批全球格局的科技創新的領頭企業，打造一批產融結合和科技投行型企業，打造若干具有世界級先進產業集群，打造一批國際化的先進企業，打造一批強勢現代服務企業集群。其中地方國企還要重點打造一批對區域發展具有重大貢獻的強勢企業，一批能對地方優勢與稟賦進行積極經營的企業，一批驅動地方創新發展的優勢企業。這些要求，將會前所未有的挑戰之前的認識和制度積累。

沒有關系，這些挑戰都是幸福的煩惱，沒有這些煩惱，中國怎么去爭取全新的勝利和在全球的恰當地位呢？

五、馮唐易老，李廣難封

作為一個完整的評價體系探討，肯定要講人的問題，可是人的問題太復雜，帶著太多情緒和矛盾，我們不多展開，就說一下國企領導人的評價問題吧。

我們之前花了將近十五年時間去爭論國企領導人到底是不是企業家這個問題，基本認識是國企領導人是被任命的官員，不是企業家。不應該領市場化薪酬。

可是從勞動強度，工作技能，身心壓力，管理事項，學習與變化適應，新技能掌握，綜合事務處置，變革壓力，市場壓力，融資壓力等方面來評價的話，至少有一部分國企管理者的付出是不低于（乃至高過）民營企業家的，但任期制使得他只能被動而倉促的做力所能及的事，這也是應該的嗎？

盡管大家都不說，但大家都知道，前幾年因種種原因，國企里流失了很多人才，之所以其后果還沒有嚴重顯現，一方面是階段性的基金熱，創新熱，證券化熱掩蓋了問題，一方面是我們國企的人才儲備量比較大，流失的人才沒有對國企造成重大沖擊是不幸中的萬幸。

但下一步呢？

二十多年前讀到一首寫給楊虎城將軍的詩，最后一句很震撼，大約是：中國人，小心你的背后！

一家之言，多有不成熟之處，請國資國企系統同志不吝賜教，多批評，斧正。最重要的是，不管怎樣，還是要把國資國企改革這個事干好，好事辦好。

新時期要有新思維，更要有新作為。我看按照這個提法做，有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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